（一）確立政治標準的緣由
在教育“革命”時期，“政治標準”成為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主要分配標準。對此，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評價。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平等主義的策略。蘇珊·佩珀指出，取消全國入學統考，其目的在於建立結構和內容上更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僅為工人和農民創造更大的受教育機會，而且產生出新型的知識分子。這個目標明顯地超出了“**”前大學擴大招收工農的目的。[37]也有研究者指出了這一標準蘊含的不公平性，認為這是一種歧視性政策，限製、剝奪了非無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家庭子女的教育機會，而幹部子弟這一階層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38]也有研究者指出這是與學術標準的普遍主義特性相對立的一種新的特殊主義的分配標準。盡管其表麵上實現了普通勞動人民向新的社會精英流動的機會，而事實上加劇了人為的不平等帶來的整個教育體係和教育質量的破壞，而且也引發了由特殊主義造成的社會風氣的敗壞。[39]但是，對這一標準本身的認識需要追溯當初設立的緣由，離開這一點，就很難對它的優劣進行評價。
對於這一標準設立的緣由，有研究者（如姚若冰、羅伯特·泰勒等）指出這是當權者兩種不同發展策略交替選擇的必然結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展策略為發展經濟，因此高校招生以學術標準為主；而在教育“革命”時期，發展策略為政治革命，因此高校招生以政治標準為主。不過這樣的解釋隻能說明在不同發展策略下，高校招生標準具有的某種特征，但很難在兩種策略和兩種標準之間建立起必然的聯係。因此，對這一標準確立的緣由應當回歸到當時的曆史場景和發展圖式中去認識，王紹光和蕭延中則作了進一步的解釋。王紹光從“社會排斥”的角度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兩個精英集團，一個是以工農幹部為代表的新精英集團，一個是以留用的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老精英集團。在“反右”運動時期，老精英集團和新精英集團開始分裂，互相排斥（即所謂輪流坐莊）。因此，當老精英集團以知識、能力、學術自居要求掌權時，新精英集團則通過個人身份上的優勢（如家庭成分、政治表現）進行反擊。這就是後來強調家庭“成分”的由來。[40]費正清認為，強調階級出身及政治表現的目的，在於防止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子女繼續管理新中國。[41]事實上，根據薄一波對當時情況的回顧，也確實表明在“反右”運動中存在要求輪流執政，對黨統治合法性質疑的聲音。研究中國“反右”運動的英國學者納拉納拉揚·達斯在其《中國的反右運動》一書中也搜集了當時反對政府的右派觀點。[42]鄧小平後來也談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還是要肯定，當時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43]王紹光立足於當時中國麵臨的衝突，看到了所謂“兩條道路”的衝突和鬥爭，揭示了兩個“精英集團”分裂的事實。不過，就當時中國社會的情況而言，社會潛在的分裂還不至於此，還存在著兩個精英集團同群眾分離的危險。整風運動的目的就在於解決此問題。在開展整風運動時，毛澤東就認可劉少奇提出的在工人階級中存在一個工人階級貴族的看法，並指出，不進行整風，“我們就一定會被革掉”。[44]毛澤東在解釋整風運動的目的時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