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我國試圖擺脫蘇聯模式影響，探索適合本土實際的高等教育製度的開始。這種探索和嚐試除了蘇聯模式本身與教育“革命”時期的任務和使命不適應外，它還受到來自國際和國內環境的影響。如“波匈事件”、中蘇交惡，以及國內“整風”和“反右”運動等，這些因素是推動中國教育體係建構的外部因素。同時，中國自主意識的覺醒則是推動探索的內在動力。[21]這些因素不僅引發了中國教育體係的自主建構，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種建構的性質和方向。
毛澤東在天津大學視察時指出，高等學校應抓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結合起來。[22]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教育主張的三個方麵。而劉少奇關於《我國應有兩種教育製度、兩種勞動製度》和陸定一《教育必須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則對建立新的教育製度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不過，大規模的探索和實踐中國式的教育發展道路則集中體現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和後來的“**”時期。我們可以從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23]和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中窺其一斑。其中《指示》所確定的方針路線直到“**”期間仍然在發揮作用，在批判“修正主義路線”時，它仍然是判斷路線是非的標準。毛澤東在1964年曾說，（《指示》）所確定的教育的方針是正確的，隻是方法不對。[24]因此，《指示》就成為我們了解當時中國探索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的主要依據。
《指示》是在吸收老解放區經驗和建國後教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以蘇為鑒的基礎上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綱領。它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並認為成績是主要的，這一點與《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不同，後者提出的“兩個估計”的判斷，[25]基本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的成就。不過，《指示》同時也批判了以往工作的不足。主要體現在：教育脫離勞動、脫離實際，並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忽視黨的領導。它要求同那種“為教育而教育”“勞心和勞力分離”“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同時，《指示》還係統地闡述了我國的教育方針、教育製度以及教育事業發展的設想，為社會主義時期的教育工作勾畫了清晰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