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建構中國式高等教育體係的探索就從來沒有中斷，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其建構過程中著力批判的對象是舊有的、深受英美影響的教育製度的話，那麽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其致力於批判的對象則是前一階段建構起來的深受蘇聯經驗影響的教育製度。
事實上，對蘇聯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一直存在，不過這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舊知識分子當中，[12]而在政府內部對蘇聯模式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何使蘇聯模式更好地契合中國的實際需要方麵。當然，這一階段的批判是比較隱諱和模糊的。從1956年起，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出現，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則開始明朗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以及根據此精神撰寫的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已經表明中國開始以蘇為鑒，探索根據中國的情況走自己的路。[13]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提出學習蘇聯經驗要批判地學而不要盲目地學，以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等方麵就表明了這一點。毛澤東非常關注教育事業的發展，在1957—1958年，他批判了教育領域的“三脫離”（教育與政治、教育與生產、教育與工農脫離）問題，提出要加強黨的領導和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鼓勵廠礦、企業、機關辦學，並對教育領域教條移植蘇聯模式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教條主義多的部門，一個是重工業部門，一個是教育部門；[14]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還質問教育部是蘇聯的教育部還是中國的教育部。[15]劉少奇在1958年回顧學習蘇聯經驗的曆程時也指出，1954、1955年，無產階級教條主義很嚴重，照搬蘇聯的。[16]周恩來在1957年總結過去幾年教育工作的經驗時指出，教育部門在實行教育改革時也發生若幹偏差，主要是否定了舊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對解放區革命教育的經驗沒有做出係統的總結，加以繼承，並且在學習蘇聯經驗的時候同我國實際情況結合不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