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之所以要向工農開放，在楊東平看來，是由於新中國教育延續了老解放區的傳統，不僅具有很強的革命意識，也具有很強的平民意識，十分重視教育平等的價值。教育為工農服務的方針直接來自於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理想。[12]然而，在其他研究者看來，高等教育向工農開放，似乎不全是一個關於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問題。邁斯納認為，毛澤東主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在於毛澤東認為，城市不過是外國統治的舞台，而不是像馬克思所確信的那樣，是現代革命的舞台。正是毛澤東的這種觀念導致了他強烈的反城市觀念，並相應地導致了他那種強烈的農民傾向。[13]舒曼在《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中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毛澤東之所以關注農村，關注農民，在於他麵臨著“延安道路”和“蘇聯道路”的選擇，他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工人和黨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而所謂“蘇聯道路”會使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而被置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外。[14]蕭延中則認為，在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的背後，潛藏著一整套政治倫理的基礎假設和道義關懷。他的思想邏輯的真實脈絡透露出一股“顛覆權威”和“拯救小人”的明顯信息。“無產階級”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資格在政治和曆史舞台上擔當主角，關鍵是由於他們“一無所有”。這種“一無所有”與其說表現在經濟收入方麵的微薄，不如說更重要地體現為政治身份上的卑賤。因此，無產階級蘊藏著更為深厚的革命欲動和翻身渴望。簡而言之，處於“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於創造性（革命性隻是創造性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壓迫越深，反抗越烈”。而工農正是出於這種需要“被拯救”，並且最具有革命性和創造性的群體。毛澤東試圖顛覆中國傳統差序格局所構成的社會政治“身份”體係，以前所未有的激進方式，通過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徑，執著推進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