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對新中國文化教育的改造和建設進行了係統的闡釋：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就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並進一步指出，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將建立其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4]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新政權建立後，它的首要任務必然是通過黨的領導，貫徹國家的意識形態，加強對知識文化係統的控製與改造，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5]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政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它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正是本著這樣的教育方針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馬敘倫指出，新民主主義教育應當做為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為此，必須對舊的教育進行改造，同時各級學校要向工農開門，以期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6]
1950年，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召開，根據《共同綱領》和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這次會議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務和使命是：我國的高等教育必須培養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同時準備和開始吸收具備入學條件的工農幹部和工農青年進入我們的高等學校，以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加入國家建設的行列。[7]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