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校道德教育走入誤區：與生活分離
從曆史來看，道德源於人們生活過程中的社會交往活動。原始的道德教育與生活是統一的，或就是生活本身。
伴隨教育的獨立與製度化，學校道德教育也越來越多地從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逐漸演變成封閉的製度體係。與融合於生活的原始道德教育相比，製度化的道德教育開始逐漸以政治、宗教為強大後盾並以其絕對的強製性、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界定著人們的思想，在不斷發展中豐富其內涵，由人與人個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擴展到階層之間、人與未知的神靈世界之間，在中國古代和歐洲中世紀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此期，德育以強製灌輸的形式成為學校道德教育的全部。這種灌輸式道德教育不容學生懷疑、思考，其目的就是通過獎懲、規勸使學生無條件地接受這些千百年流傳下來的“聖人之道”“美德之道”，是一種灌輸性的、以塑造為目的的、著眼於曆史的向後看的德育。
20世紀以來，科學主義的無度張揚所帶來的社會危機和日益嚴重的社會道德滑坡使道德教育問題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灌輸式道德教育所導致的德育與生活的分離在物質和技術壓抑下進一步遠離了生活。如果說，德育的存在僅僅是從內容上使古代學校道德教育與生活分離的話，現代德育則進一步在實質上從生活中剝離出來：道德知識成了從生活經驗中抽象、概括、總結出來的道德符號，是道德符號而不是符號所代表的豐富的道德意蘊成為了道德教育的目標[1]。
在西方，從20世紀初美國道德教育家杜威對傳統道德教育的反叛，到20世紀中期道德相對主義的盛行，道德教育理論得以極大發展，各種道德教育模式不斷湧現，其中以柯爾伯格的認知—發展道德教育模式和以拉斯思為代表的價值澄清模式最為典型。這些模式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注重道德教育的心理形式，注重學生的道德判斷、道德思維能力的發展，是對以往灌輸式德育的反動與批判。柯爾伯格也由此成為影響西方道德教育幾十年的裏程碑式的人物。但其後人們也發現了這種“思維德育”的嚴重不足，實際上是“道德符號”的另一種發展，是虛幻道德符號世界內的推理和邏輯演繹。到今天，以倡導主流價值觀為特征的美國品性教育運動浪潮又興起了新的學校道德教育改革運動。在中國，早在20世紀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了“過什麽生活，受什麽教育”，“生活本身就是對人們進行教育”的主張。改革開放以來，觀念的更新使人們深刻認識到遠離生活的傳統道德教育對人的生命的忽視和壓抑，對青少年獨立人格成長乃至對整個民族創造性形成的阻礙，主體性德育、情感德育、教會選擇德育等教育研究熱點不斷出現，德育實效性的討論也頻見報端，人們一直在不斷求索如何走出學校道德教育與學生生活世界的分隔所導致的道德教育的誤區。以提升人的生命精神為己任的學校道德教育要走出危機，回歸生活，首先需厘清對道德教育、生命與生活內涵和關係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