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院士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20世紀60年代，他參加發起了轟動一時的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後來，記者采訪他，問：“為什麽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麽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
在當時的西南聯大，無論學生幹什麽，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麽，聽什麽，怎麽想，都沒有人幹涉。因此，才成就了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
好的教育，就應該如西南聯大一樣，能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隻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又如何出成果呢？
有人說，現在的學生自由很多，選擇也很多。校園裏幾十個社團，上百門選修課，還不自由嗎？可為什麽我們還困惑於“錢學森之問”、還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問題的關鍵是，再多的選擇自由，體現的也不過是學習領域的不同。
而自由的根本，卻是精神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要使每個人“自由地生長，並啟迪其自由的天性”，是要讓每個人在自由中，“負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責任”（雅斯貝爾斯：《什麽是教育》）。
這樣的自由，在當前教育中還很稀缺。
中部某省一所重點高中的學生，在一次期中考試時，以批判教育專製主義的口吻寫了一篇作文，得到了25分（滿分60分）以及力透紙背的四字評語：“自毀前程！”
那是一篇什麽樣的作文呢？
“老師說的你不能反駁，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否則你便犯了‘頂撞’之罪。”
“教育者們首先不允許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後說，我知道，這句話表達了李白的**不羈，這句話表達了杜甫的憂國憂民，答別的不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