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地位舉足輕重，而且因教學本身的獨特意義，借助組織外在化，教研組織事實上早已成為獨立的三級係統。但是，教研室的“名分”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頗為“尷尬”的話題，在近十年中，其尷尬程度甚至更為嚴重。與教研員們相處時，每每感覺到他們的“煩惱”。按照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說法，“煩惱發生於個人的性格中，以及他與別人直接相關的範圍之內。煩惱所關係到的，乃是個人的自我，以及他身臨其境、親身體會到的有限社會生活。”“議題所涉及的事情則超越了個人的局部環境與內心世界。議題所關係到的，乃是整體的曆史社會——由許多的個人情境組織而成——的製度，以及不同情境交錯互滲——以形成社會與曆史生活的大結構——的方式。議題是公共事務：人們覺得某些大眾珍惜的價值受到了威脅。”[1]關於教研組織的“名分”，兼有“煩惱”與“議題”雙重色彩，作為教研員，無論對於自身，還是對於自己生存的組織，都存在著“身份認同”的困擾。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這種困擾不斷升級：有時表現為生存危機，有時又表現為角色錯亂，頗值關注，特別是，這種困擾在不同地區的教研員們身上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致必須承認已經“超越了個人的局部環境與內心世界”，成為不折不扣值得認真對待的“議題”。
一、安身立命之難：追求升學率魔咒
有兩個主要的問題，時隱時現，或明或暗，始終纏繞著教研員和教研室，事實上威脅著他們的身份認同。其一，學校教育的曆史那麽悠久，而教研室的曆史卻如此短暫，學校教育的空間那麽宏大，而教研室的活動卻如此有限。這些人人看到的現實，必然驅使人們追問教研室的存在價值。其二，更為直接和難以回避的，中國基礎教育近30年來愈演愈烈的片麵追求升學率現象，宛若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教研室的上方：為教學質量而產生和負責的專門組織，難道能夠就此洗脫罪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