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間，考試在中國的基礎教育領域已經成了一個微妙的話題。各種各樣有關學校教育和教學的文章和專著，都可以巧妙地回避考試、閉口不談分數，或者輕飄飄一帶而過。然而，在討論教研室功能時，回避或者輕飄飄都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功是過，教研室與考試的關係長久而結實，服務於考試更是教研室的任務。一篇專門討論教研室的碩士論文有這樣的概括：“目前，各級教研室擁有除高考命題權之外的幾乎所有大規模考試的命題權，這對教研室來說，既是權力，更是責任。”[1]其實這句話應該加個時間限製：在一定時期內曾經如此，如今，一些考試已經取消，各地陸續成立的考試中心也將若幹考試的權力從教研室分離出去，盡管如此，承擔與考試相關的工作仍然是教研室的職能之一。
一、世紀偉人的“另一個”貢獻
時下，考試壓力和升學競爭所帶來的折磨，幾乎是所有中國人沒齒難忘的記憶。人人能夠曆數其斑斑罪惡，家家皆可痛陳其種種危害。實際上，考試及其壓力由來已久，不必提什麽科舉製度，就是新式學校成了氣候不久，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中國就已露端倪，其激烈程度一點不比今天遜色。前輩學人何兆武先生在回憶他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師大附中就讀時，十分傳神地描述了昔日光景：
“當時北大、清華是最大的學校，每年收新生兩百人左右，在校的學生最多不過八百，但考學的時候也有激烈競爭。記得初中三年級畢業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關崇焜在學校裏碰見我們的英文老師，他跟我們談天，說：‘你們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報考？’我們不知道，他說：‘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錄取兩百！’他說這話的時候，神情非常緊張，好像臉色都變了，甚至給我們一種恐怖的感覺，所以印象特別深。他那意思是說：你們得努力。考試製度所加給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負擔，大概也稱得上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悠久傳統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