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則必其有一時代之共同潮流與其共同精神，此皆出於時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於時代變，需要衰，乃有新學術繼之代興。”[34]蒙文通先生晚年則雲：“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35]在近代蜀中學人中，廖平以其新經學尤受關注，正是“時代變了”的表現。且正因為他是時代潮流浪尖上的人物，故通常提到近代蜀學，多突出之。但前已講過，其時四川學界絕非隻有廖平一人。研究近代學界尤其是川外學者對蜀學的認知，自不能不突出那些有全國聲望的學者，但此中所見也更多的是“全國”而非“四川”（然也不能全分）；研究四川的學術，則必須同時兼顧那些不常被提到的學人。同時，蒙先生這裏提到的“學脈淵源”，也須做多角度理解。既要關注“學派”係統，也要注意一個地區流傳的文化風格的影響。一般學術史提到廖平，主要注意的還是今文學的脈絡；但如果放眼尊經書院乃至整個晚清四川學界，不但今文學不足以涵蓋之，近代“蜀學”自張之洞、王闓運二人開辟的結論也須稍作辨正。
把近代蜀學自尊經書院算起，實際意味著在尊經書院建立之前清代四川無“學”可言。但僅憑一二人之力（且此一二人在學術上亦無高深建樹）而使一個地區的學術蔚起，實不無誇張。做過老師的人都知道，人才培養，嚴師固是一重要助力，而學生的材質亦不可忽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喜馬拉雅山是出現在青藏高原，而不大可能出現在平原地帶一樣，一個文化巨人的出現，固然有其“超時代”之處，也必得益於此一時代文化的“平均水準”。尊經書院幾乎同時湧現大批人才，顯然意味著此前四川文化土壤中已經存在合適的種子，惟外在條件不備，一旦春風吹過，立刻萌發壯大。這看起像是忽如其來，實際上是由於研究者忽視了此前一些潛在的根苗所致。薑亮夫曾言，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從雲南昭通到四川讀書，發現蜀中“文風很盛，民間讀《五經》、《四書》很普遍。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轎人前後對答往往用詩句，尤其是用唐詩”。[36]其時距一般認為的近代蜀學勃興也不過半個世紀左右，而轎夫這一類下層民眾居然可以出口成章，如果民間沒有長期的文化積澱，是不可想象的。故這段回憶提示的信息頗值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