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邊討論了近代四川學術的興起及其與全國範圍內學術典範轉移的關聯，這在學術界多被視為近代“蜀學”勃興之相。不過，“蜀學”在實際上是否自成一格是一回事，蜀人有未自覺意識到“蜀學”的存在並將其作為一種追求目標是另一回事，後者自然要以前者為基礎（倘本無學而自認有學，實可笑），並對前者產生實際的影響，但仍是一獨立問題，而這又是和近代四川地方認同的興起分不開的。
這要再次回到清代四川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特征上。如前所述，移民及其後裔通常會在社會層麵上經過一個由分到合、在心理層麵上經過一個由保持強烈的原鄉記憶到轉向對新家鄉的認同（但未必排斥原鄉感）的過程。不過，這涉及集體心態的問題，過程持續既久，標準相對模糊，又很難劃分出明確的階段性標誌，非常難以把握；同時，四川地域遼闊，對於不同地區乃至具體的個人（包括敘述者和記錄者）來說，答案也存在著很大差異。一般說來，大多數移民後裔都自居為一個“四川人”，大約已到了光緒時期甚至是清季民初了（參看第一章）。從這一角度看，近代蜀學概念的流變，也可以視為這一心態在學術文化上的體現。
對地方文獻的整理是清代四川地方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和體現。李調元已經鑒於“川中書少”，開始整理鄉梓文獻，編有《蜀碑記》、《蜀碑記補》等著作。[78]嘉慶初，朱遐唐購得明人楊慎（1488—1559）所編《全蜀藝文誌》一書稿本，加以校對，付梓刊行，距此書成稿已257年（自明嘉靖辛醜至清嘉慶丁巳）。此後，經安嶽譚言藹、綿竹唐張友、犍為張汝傑、金堂陳一津等人整理後重刊。光緒三十一年，安嶽鄒蘭生又一次將其整理印行。值得注意的是，應邀為此書作序的廣西全州俞廷舉（曾任四川定水知縣）雲：“李穆堂曰：凡能拾人遺文殘稿，而代存之者，功德當與哺棄兒、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獻，本地之人，尤當愛惜而表章之”。曆史名人之書自可流傳，“若遷客騷人、隱逸緇黃輩，名位未著人間，其所作零星碎錦，片羽隻光，必附青雲乃顯者，不得是刻，不幾湮沒弗傳乎？噫，亦幸矣！使升庵諸公聞之，固未有不鼓掌稱快者。然蜀之賢士大夫多矣，百餘年來，何以任其湮沒，不聞續刻於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刻一新？噫，亦甚危矣！使升庵諸公聞之，又未有不喟然歎者乎！”[79]此書的整理刻印是與四川地方社會、文化重建的進程相吻合的。事實上，首次將此書整理出版的朱遐唐隻是曾在蜀為官（曾任四川永寧知縣）、寓居蜀地的湖北江陵人，而參與此書後來整理重刻工作的便都是川人了，其中如譚言藹還是移民後裔。這種“本地之人”表彰“本地之文獻”的過程，折射出四川士人對蜀地認同感的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