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清代四川是移民社會，移民中多農、商，少士族，故其文化水平在全國長期落後。這一看法在清代就已存在。乾隆《雅州府誌》雲：“蜀於獻賊兵燹之後，又繼以吳逆，瘡痍未起，流亡未複，或有不耕不讀之人。”[3]嘉慶《定遠縣誌》雲：“國初兵燹之後，家少藏書。士大夫子弟擔簦負笈，遠道從師。貧乏者教授生徒，兼營耕讀。”[4]民國《長壽縣誌》引舊誌雲：“明季兵燹後，老成凋謝，圖籍散亡。士多帶經而鋤，苦無師授。”[5]廖平（1852—1932）在1896年也說：“川省初遭兵燹，縣不過數十百戶，人與鳥獸爭地，鬼魅橫行，糧食棲野，相率以雞、布易田土，比今誠為渾噩。然不知詩書，爭械相殺，婚嫁尤為簡略。”[6]廖說大約來自故老相傳的記憶。
類似記錄在有關文獻中俯拾皆是，幾成“套版”。[7]不過，至遲到了嘉慶時期，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已經恢複，文化也繼之複蘇。同治《仁壽縣誌》謂，“入國朝二百餘年”，當地“儒雅之風”仍“未大暢”。直到“道光八年，戴羨門製府檄令州縣各興鄉學”，情況才大變。[8]這一時段與道光《嶽池縣誌》的描述非常接近：“近日經學隆重，生儒皆知學古。研經茹史，頗多博洽之儒。數十年來，科名亦盛。”[9]民國《萬源縣誌》也說，該縣“文化落後”，“在昔科舉時代，乾嘉後始知重學”。[10]雖都是印象式的描述，但不約而同，亦應道出幾分實相。[11]
科舉考試情況雖不能反映學術的真正狀況，但某地文風盛衰也與當地學術水平的高下有著密切的聯係。不過，按照一般規律，二者之間總有一時間差，具體來說，學術的興盛當略晚於興學。關於近代四川學術的發展，學界多追溯到同光時代的尊經書院，張之洞（1837—1909）與王闓運則被視為兩大助產士。清末參加過同盟會的黃崇麟在為吳之英（字伯朅，1857—1918）文集所作序文中說：“有清二百年，蜀學暗黮，恒不逮他行省”。直到“南皮張文襄公督學吾蜀，創建尊經書院，以經史詞章之學倡導後進，而湘潭王壬甫先生為之師，於是文雅彬彬，比於江浙”。光緒初年，吳之英、廖平、楊銳（1857—1898）、宋育仁（1857—1931）、胡延、張祥齡（1853—1903）、呂翼文等“輻輳並出，頡頏上下，於是號稱極盛”。[12]吳之英的學生吳虞（1872—1949）追溯蜀中學術蔚興軌跡，也說：“蜀中文獻，明末以來澌滅殆盡。蔽於帖括，人不知學。至學使張公孝達來川，建立尊經書院，蜀中人士始通古學，比於齊魯。”[13]蒙文通（1894—1968）則雲：“蜀經明季喪亂，學術衰頹，晚清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來督學政，始以紀、阮之學為號召”。而“蜀士舊無知許氏《說文》者，獨（廖平）先生偶得之敗簏中而好之”，故得到張之洞讚賞。[14]這些論述分別以吳之英和廖平為中心，而均以尊經書院為蜀學勃興的關鍵，可謂學人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