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地域意識的興起甚早。先秦典籍如《詩經·國風》以方國為單位編纂詩歌，《尚書·禹貢》描述了各地風土物產的差別。秦漢以後，隨著政治大一統格局的奠定，各地原本存在的文化多樣性更受關注。《禮記·王製篇》明確提出，各地文化的不同根於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漢書·地理誌》更注意到不同的曆史經驗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提示了自時空兩條線索考察地域文化的思路。在學術史中，這一意識主要體現為一係列以地名加“學”字為後綴構成的名詞的使用，如宋代的“關學”、“洛學”、“朔學”、“閩學”，清代經學中的“吳派”、“皖派”、“常州學派”等。它們一經產生，就常常變成“不證自明”的分析範疇，被人廣泛使用。
從實際運用看，“某地之學”中的“學”字，包含有學校、學風、學術以至文化等多層意謂，其確切指向須視上下文而定。一般學術史研究提到此類概念，則多著落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學術這一層麵上。但即此而言，其所指仍是模糊而寬泛的。所謂“地方特色”，或指某些學科，或指某些學派，或指某種學術路數，或數種含義兼而有之，但有時也不過就隻是一個地域範圍而已。這類名詞基本上是一開放（並會繼續開放下去）的表述，其意涵處在不斷波動中，而又多少指向一個相對統一的內核。
作為此類概念中的一個，“蜀學”也具有同樣的特點。這可從既存研究對這一概念的語義演變所做的梳理中看出一斑，茲不贅言。[1]需要指出的是，現有成果雖已多少注意到蜀學概念的開放性，而仍多傾向於將其指涉對象視作一個清晰的“實體”，或依據研究者個人的見解，為其劃出一明確疆界，進而努力討論其“特色”所在。問題在於，為概念下個“準確”定義，固然可能使研究對象清晰化，但也不無時代錯位的危險，極易以今人所見替代時人認知。因此，怎樣尊重曆史中的當事人對“蜀學”一詞的理解，恐怕仍是蜀學研究首先應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