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認為中國人鄉土意識極強。這一看法大體不錯，至少“落葉歸根”便是二十世紀之前大多數中國人的基本信條之一。不過，它過於強調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一麵，輕視了曆史上屢見不鮮的移民現象。實際上，不管經過多麽漫長的時間，移民或者他們的後代最終總會轉向新的家鄉認同。惟此一轉變發生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很難對其具體過程做出清晰的描繪。本章試圖從象征層麵對清代四川地區移民群體的地域認同狀況做一把握，並對他們成為“四川人”的大致過程做一粗線條的勾勒。
通常而言，人與自己的家鄉具有一種“原生性的關聯”。[100]這種與生俱來的關係使得原鄉情感非常穩固。但另一方麵，在真正的故鄉，或沒有“外人”參照的情況下，它無須證明，因而也未必強烈。隻有在與外人相對照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異鄉，這種意識才得以明確化。因此，“原鄉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更是一種特定曆史語境下的建構（這樣說並不排除它的“原生性”）。同樣，所謂“鄉神”亦更多是在移居地被賦予原鄉認同象征的內涵。就此而言，它雖具有濃鬱的地域色彩，卻與近年受到學界關注的“地域崇拜”現象不同。
大體來說，學界對於中國社會中地域建構問題的認識，存在三種研究方案：以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理論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市場模式、強調政治主導力量的行政空間理論與“地域崇拜”研究。本章的關注點與第三類研究有相似之處，均注意宗教與象征領域。不過，地域崇拜研究主要關心“廟宇是如何成為社區的象征性體現”，會館崇祀卻顯然無法歸類於一個具有明確地域邊界的“社區”，而是對一個具有共同地域認同的族群的界定。地域崇拜儀式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神祇被周期性地請出巡境，以確定其邊界所在。但在一個“五方雜處”的移民社會中，尤其在城市，移民無法嚴格地按照其原籍聚居，巡境儀式顯然是不適合的。鄉神崇拜並無明確的地理邊界，且未必獲得居住在同一土地上的人們的共同認可。這一點，看前邊所講的四川一些邊地居民對於是否應崇祀川主尚有疑義的現象即可知曉。地域崇拜的另一重要表現是通過向“根廟”進香的活動將不同地區聯係起來，在會館崇祀中亦是缺乏的。[101]鄉神崇拜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對具體“地方”的關懷，而在於對其信眾之族群身份的定義——它麵對的是新家鄉而不是移民記憶中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