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入川，多保持著自己原籍的風俗習慣。光緒《崇慶州誌》引康熙時修縣誌稱：“兵燹以後，半屬流寓，好尚不一。”[72]嘉慶《達縣誌》亦雲：“今自兵燹之後，土著絕少，而占籍於此者率多陝西、湖廣、江西之客。業已五方雜處，未免各俗其俗。”[73]同治《嘉定府誌》說，在婚禮方麵，“川省五方雜處，各從其鄉之俗”。[74]直到民國時期，都還有不少文獻記載了人們在具體風俗習尚方麵的差異，如《丹稜縣誌》：“十一月冬至不祭墓，惟江西客民及詩禮家有送寒衣者。”[75]《重修彭山縣誌》：“十月送寒衣，秦籍人有行者。冬至拜墓，粵桂籍人行之”雲雲。[76]這些記錄從康熙年間一直到民國時期，可知“各俗其俗”的現象在四川延續之久。
但是，在其他一些事務上，移民後裔文化趨同的步伐在嘉慶以後明顯加快。前引六對山人的竹枝詞寫於嘉慶八年，而民國《三台縣誌》中也說，當地“五方雜處，習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潛移，服其教不異其俗”。[77]民國《宣漢縣誌》稱，“邑人多客籍，少土著”。直到清代中葉，“凡本籍與本籍者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語，曰打鄉談。一以驗真偽，一以必親切也。且父子兄弟互相傳習，以為紀念。迨傳世既久，習與俱化，相談之存在者，百不得一，已自成為一種宣漢語矣”。[78]在達縣，“鹹、同以前，語言尚異，後漸混而為土音矣”。[79]這些論斷大都是印象式的，但作為一種觀察，仍具重要的參考價值。嘉慶十二年（1807年）進士、墊江李惺（1785—1863）在為大邑縣牟氏族譜所寫序言中明確提到：“大抵今日所為土著者，率皆國朝定鼎以後，自粵東、江右、湖南北來。其來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鄉者，則舊家矣。”[80]文章寫作時間不明，而被收錄在同治六年（1867年）編修的《大邑縣誌》中。故所謂“今日”，大抵正著落在十九世紀開頭的六七十年中。惟此仍是特例，難以概論而已。實際上，恐怕要到了二十世紀初，大部分清初移民的後裔才正式認同於“四川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