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蜀中天才學者劉鹹炘認為，治史重在“觀風察勢”，所謂“風”又分“時風”與“土風”兩麵。[1]一時一地，各有其獨特風習；時過境遷，便不免風氣更易。“風”無形象可見，但有形態可尋，由其帶動所及，草上林梢，皆可想見其力道走向，感覺其寒暖燥濕。流風散播，全不為物拘囿，然而有形的格局，亦常成一種製約力量，其勢之強，足以易俗移風。政治、社會、學術，莫不如此。
本章的目標是從學術機構視角觀察民國時期蜀地學風之變。如前所述，近代“蜀學”的興起，對十九世紀晚期的四川學界造成了深刻影響（參看第二章）。如果說這主要還隻發生在一個地方性場景中的話，那麽，與此同時，整個中國學術界的激急動**，也使其流風所掠之處，無不籠罩其中。而當本章大幕拉開的時候，“西學”已經穩占主流，迫使“中學”亦不得不“洗心革麵”，否則即似難以與西學分庭抗禮。這其中一個重要動力來源和施行渠道，就是新的專業性研究機構（大學和研究院）。通過資格審查、規範擬製、資源分配、人才培育等途徑，這些機構型塑了特定時空下的學術麵貌；而這些因素本身，又受製於一個更為廣大的曆史進程。
我們已經描述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學國立化運動與全國性政治格局以及地方社會之間的頻密互動（參看第四章）。這裏，我們把目光轉向川大內部，特別聚焦於曆史學科，以從更微觀的角度探索國立化對蜀地學風的影響路徑。簡單來說，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川大史學研究的風氣，自覺保持了與由新文化人主導的主流典範（paradigm）的距離。[2]不過，隨著國立化的切實推進，川大史學係的人事構成與學術風格也發生了醒目變化，不但使我們再次看到學術與非學術力量的糾纏，而且提示了“地方文化”是怎樣在外來因素作用下，不斷實現自我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