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的國立化進程曆時甚長，其間，不管是全國和四川的政局，還是學校的狀況，都發生了很多變化。國立化雖是其中的一條主線，但在不同的時間，隨著不同的情勢，對不同的參與者來說，“國立化”三字的實際意謂並不完全相同，有時甚至可以說是針鋒相對。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控製川大，除了可以獲得一些實際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出於掌握“國家”這一象征性資源的考慮，而具體目標又隨著時間而變化。1933年之前，以“國立大學”為表征的“國家”是軍人內爭的符號資本，誰得到了這一資本，即自認可以名正言順地號令同儕；1935年以後，則成為地方與中央競爭的“戰場”。對於中央政府而言，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國立大學”存在，主要意在維持國家形式上的統一，並向地方宣示“修好”的信息。1935年以後，川大的國立化則是國民政府乃至國民黨勢力向地方的延伸。雙方策略隨著彼此力量的消長而有不同，總體說來是既要維持自己的權力所及，又要給對方留有餘地。
關於知識界對國立化的態度，又可以從兩個不同視角考慮。一個是“學術—政治”視角——我使用這個概念，指的是學術機構或學者為了維護學術自由而主動或被迫涉足與權力機關的鬥爭；另一個則是學術和教育本身的視角——這裏同樣存在著權力關係，它是隱性的，主要與“評判”有關：通過學術界內部的評估機製和利益分配原則，它將不同的學術派別、思想、方法以及學者進行分流，或驅於邊緣，或推向中心，從而塑造了某一特定時空中的知識格局。這也是一種政治關係，為了與前者相區別，我們可以稱為“學術政治”視角。
這兩個層麵在川大國立化運動中都有所體現。從“學術政治”視角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四川都被視為一個文化“落後”的地區（參看第三章），這也是促使任鴻雋、張頤等把“現代化”視為一個主要治校原則的動力。[86]其實，這個看法至少是片麵的：不同學科領域的情形並不相同。論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蜀中學人可能真的不行；但說到更傳統的文史之學，則完全是當仁不讓（參看第二章、第五章）。不過，在文史學術中，蜀人也自成一格，很少為外界知曉；更重要的是，任鴻雋等所著重考慮的，正是川中學者所不大擅長的那一類學問。對於他們來說，“現代化”是將川大地位提升至全國水平的必由之路，但這也造成了學術權力的再分配：如同向楚的例子表明的，一部分傳統學者因此被邊緣化，而新的學術風氣逐漸占據主流地位（參看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