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接任川大校長後，繼續推進任鴻雋的基本政策。在1937年7月1日舉行的就職典禮上，他提出治校三原則：第一，繼續提高學生程度，使與其他國立大學同等而不含地方色彩；第二，充實設備，提高研究興趣，使文化水準和歐美各大學同等；第三，更進一步使中國學術能與歐美各國齊頭並進。[63]簡言之，仍是國立化與現代化。其中，國立化又帶有明確的“去地方化”意味。
不久，隨著抗戰爆發，東部大批高校師生內遷，為川大國立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創造了條件。9月，張頤在迎新大會上，歡迎從各地來的借讀生時表示：“本校既屬國立，合全國為一家，應無主客之分。”[64]事實上，包括新生和借讀生在內（其中借讀生的人數超過了新生），大批東部學生的湧入，的確迅速改變了川大生源的地域結構。截至1938年，川大在校生共1318人，其中川籍學生912人，再加上西康學生17人，占全校學生比還不到71%。在外省學生中，以江蘇、安徽二省為最（分別為82人和74人），籍貫分布的範圍也擴大至27個省份。[65]到了1939年4月，時任校長程天放（1899—1967）就對外宣布：“戰前川大地方色彩較為濃厚，因學生大多數為川籍。戰事發生後，外省學生人數達三分之一以上，現時可為一名副其實之國立大學。”[66]教師的省籍構成也發生了一些類似變化，不過這還不能算是主要衡量指標，比這來得重要的是，享有全國性聲望的學者在教師隊伍中大幅提升。事實上，整個抗戰期間，大量知名學者受聘川大。有些學生甚至一度有“四川的北京大學”之感。[67]
不過，如前所述，“國立化”既有“全國化”與“現代化”的意思，也常常被理解為“中央化”。後者又包括了兩方麵含義：一是中央對學校的支持，一是中央對學校的控製。最初，後一方麵的主要表現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川大控製權的爭奪。一般來說，川大師生因飽受地方軍人的壓迫之苦，在此競爭中，都會選擇站在中央一方。但是，隨著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權力的日益穩固和擴張，尤其是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以後，四川由僻遠之區一下子變成京畿重地，中央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其控製範圍也開始擴大到知識界。這就使得川大師生和中央政府的關係發生了逆轉：此前，在川大人的心中，中央主要被視為一個象征性（後來則是實質性）的支援力量，現在卻變成一個“對手”。其間的轉折畸變，頗能體現出那一時期政治與學術的複雜糾葛，以及“國立化”的一名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