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中央”的疏離，恰是川大在1933年以後陷入嚴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國立”招牌本是在劉文輝庇護下獲得的，隨著後者失勢，學校對中央支持的需要遂更加急迫。可是，國民政府遠在南京，又並不真把川大看成嫡係，故學校雖有不少抗爭，仍不得不仰賴地方政府之鼻息，“國立化”隻成為川大師生的一廂情願。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隨著四川被確定為“民族複興策源地”及四川“地方中央化”進程的展開（第三章），川大的“國立化”才被真正擺上桌麵。
作為國民政府推動“國家統一”的實質性步驟，“地方中央化”標誌著中央權力在地方上的擴張，而川大的國立化也首先通過教育部對學校管理的強化體現出來。1935年5月，教育部首次向川大派出視察專員。7月，教育部根據視察報告，同時向四川省教育廳和川大下達訓令，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進行院係調整：一、重慶大學（以下簡稱“重大”）定為省立，先設理、工兩院，其原有的農學院和文學院並入川大；二、原四川省立農學院並入川大；三、原四川省立工學院並入重大；四、重大原有學生需一律甄別呈部備案；五、省立農、工兩院經費分別劃撥川大、重大。[27]和成都大學一樣，設立重慶大學，也是1926年四川善後會議通過的議案之一。不過，它的正式創辦要到1929年了。重慶處於劉湘的勢力範圍之內，劉氏也因此成為重大的實際支持者，甚至還一度親自兼任校長。重大成立後，一直未向教育部備案，為此常常遭人詬病。比如，1934年初，劉湘剛剛宣布“川政統一”不久，就有人指出，“重大乃因防區製下特殊之產物”，要求將重大並入川大，“以樹統一之先聲”。[28]作者所說的“統一”，主要指的是四川省的統一；而此次院係調整和重大性質的審定，則更進一步，成為“全國統一”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