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內爭，既不太參與全國性的行動，也為全國性目光所忽略，成為一處國中“異鄉”（參看第三章）。四川的高等教育身處其中，自然也無法逃出這一狀況的影響。從名義上講，成都高師是從1916年經北洋政府批準正式定為國立學校的，但實際上，一直到三十年代初，仍具有很強的地方色彩。
國立學校的經費本應由國庫供給，但成都高師的經費是在四川省教育經費下墊撥的，且後來升格為成都師大後，這一狀況依然持續，沒有任何改進。當然，那一時期全國的教育經費都很拮據，[7]但是，成都高師所麵臨的這一狀況，也深刻地受到四川政治格局的影響。事實上，當時就有一筆“國費”掌握在四川地方軍人之手，即四川鹽餘。該款項自民初就被地方軍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在無奈之下，遂將其正式劃歸地方，使得截留在名義上合法化了。[8]高師自改為國立以後，就一直謀求使用這筆款項，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也樂得順水推舟，均表讚同。但“地方割據”已是事實，中央對地方亦不得不抱“遜讓”態度。比如，1927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就表示，師大經費使用鹽餘一議，“事屬可行。但事實上能否如數劃撥，本會難以懸斷，故該校預算書交由該省教育廳會同財政廳審核辦理見複”。[9]這裏的表述就很有層次：師大既屬國立學校，其經費劃撥當然應由中央批準，此所謂“可行”也；可惜中央對四川的管理隻停留在名義上，此所謂“事實”也，故最後還隻能交給地方。其結果不出教育行政委員會之所料：由於地方軍人不肯讓步，此事終於不能成功。
其時南京國民政府自己還立足未穩，為求國內擁戴和國際認可，急於求得“統一”，哪怕隻是一個形式和名義，也是非常珍貴的。1928年東北易幟前，蔣介石建議把張學良（1901—2001）列入國民政府委員名單，就表示“人的問題尚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地方問題”。但在“反政府”方麵看來，強調形式之統一並無若何實質意義。李宗仁（1891—1969）即致電張學良稱：“所貴乎統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張也一度告訴蔣，東北軍“易幟固為袍澤之良友，不易幟亦為精神之信徒”，希望達成“不拘形式之統一”。[10]其時蔣介石關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所謂“法統”，故可在實際上做出讓步。但對於李、張這些“地方實力派”來說，“精神統一”既可免去“割據”之名，又可以保留較大的自由度；“形式統一”卻真使自己淪為“地方”：即此可見雙方關懷的差距所在。至於四川則因基本上不與“中央”為難，故自北洋政府開始就能維持大體上的“自治”（參看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