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是明清時代常見的同鄉組織，遍布通都大邑，在移民地區尤其引人注目。1945年出版的四川《大足縣誌》說：“吾國人民向無團體。清初移民實川，於是同籍客民聯絡醵資，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或名曰廟，或名曰宮，或名曰祠，通稱會館。是為團體之始”。[1]四川的民間團體顯然不應自清代的移民會館算起，但這段話也從側麵反映了會館在清代四川這樣一個“移民社會”（此處隻是概言之，四川不同地方的情況其實不盡相同）中所占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清代中葉到民國時期，會館已成四川各地方誌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即是此一現象的表征。如光緒《廣安州誌》描繪當地的大場鎮時，就特意提到“祠廟鼎峙，會館林立”，顯然把會館視作了標誌性的地方景觀。[2]
嘉慶時期，一位宦遊蜀地的湖北蘄水人徐陳謨曾雲：“天下郡邑之有會館，其始皆由同鄉共裏之人，或遊宦於其地，或商販於其區，醵金以為公廨，因得與歲時會議，有故商籌，以聯桑梓之情，而使寄寓異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歎。其意良厚也。”[3]身在異鄉為異客，不論是宦遊還是定居，都不免孤零之感，而會館無疑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歸屬感。這在當時已為人廣泛關注，民國以來更成為學術界研究相關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近年來，清代四川會館的名稱、分布、修建、日常活動、財政支持及崇祀對象等基本情況已得到大致梳理。不少研究更注意到，會館既是移民強烈的“原鄉感情”（strong sense of place of origin）的產物，也強化了這種感情。因此，它在客觀上不利於移民群體的融合。[4]但也有學者指出，會館為人們的跨地區流動提供了方便，清代四川移民會館在地方公共管理方麵的合作，特別是對不同原籍的民眾關係的協調，也促進了移居地的地方社會整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