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後，旅外川人關於四川的言論，大抵以消除國內“異鄉”形象為主，這又包括了兩個方麵，一是解決川中各種危機與亂象，一是打通夔門內外的隔閡；從立言對象和表達方式來看，又可以分為對本省人發言和對外省人發言兩類。他們之所以有此努力，主要是因為他們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處在四川人和外省人之間），使其對蜀地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尤多關注所致（在鄉川人和外省人對改變四川形象的迫切感都不如旅外川人來得那麽強烈）。
這些人士中，青年學生占了絕大比例。他們本是要到外麵去尋找“地道的中西文化”的，但出川以後，卻屢屢遭遇外省人對四川和川人的歧視。這部分是由於四川和“中心”地區在文化風氣上的不同步造成的。王謨便觀察到：四川學生中，“即已受過現代新式教育的青年，亦因社會的流傳，尚存有十足的舊社會風味，在本省尚不大生妨礙，而出外麵，其言語、舉動，多有不如法之處，與外方相差甚遠，是以我川子弟，一出外方，多受人歧視”。[110]另一方麵則與人們對四川形成的“固化”印象有關。1919年，吳芳吉從上海寄回江津的家書中，提醒家人千萬不要攜帶鴉片出川：“大約下江的人，一聞四川來的旅客，必以為都有鴉片，故於四川旅客，尤為注意。”[111]這種歧視不能不在旅外川人心中激起強烈的羞恥感。1933年11月5日，已經留學歸來、作了北大教授的張頤（1887—1969）在北大四川同學會秋季大會上的發言，還在勉勵四川同鄉：“此後欲洗舊日恥辱，去掉川老鼠、爛榨菜之名，最好由砥礪學行、不尚空談做起。”[112]
二十年代中期，旅外川人關注的重點是川內事務（這不是說他們不關心國家，隻是關於後者的言論相對要少一些），言論則多集中在四川的內部統一方麵，基本上仍是通過地方自治以求全國統一的思路。顯然，在國內沒有一個壓倒性的政治權威的情況下，“求人不如求己”是最為現實的選擇。1927年後，全國取得了名義上的統一，加之外患催逼日切，國民政府獲得了國內多數人的認可，情形也就有了變化。以全國統一來解決四川內部問題的思路開始具備了現實性，獲得越來越多的川人支持。因此，這一時期他們的言論重心越來越集中在如何打通夔門內外隔閡的問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