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開始，川軍紛紛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表現出空前的一致。但川內的基本政治形勢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改變。國民政府成立初期，蔣介石（1887—1975）因忙於應付各地軍事實力派此起彼伏的反對浪潮，也根本無暇西顧。因此，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國雖然已經取得了名義上的統一，四川的半獨立狀態較之北洋時期卻是有增無減。[73]但“全國統一”給各種問題的根本解決帶來了希望，反而使人覺得事實上的割據狀態更加難以忍受。因此，相對於南京政府的“無為”，一些四川人，特別是旅外人士，對打破四川半獨立狀態的呼籲要激烈得多。北伐開始，盡管川軍紛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仍有一批川籍國民黨人及與國民黨聯係密切的青年知識分子，呼籲把四川軍閥列入征討目標。1928年9月，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等召開資州會議，討論組成新的四川省政府。當時即有人在上海出版的《蜀道周刊》上指出，四川軍人所謂“革命”，實際是為了逃避真正革命的到來：“客軍入川的聲浪，不斷的傳到省內，於是他們計從心上，馬上召集資州會議，商量組織省政府等問題，拿這省政府的大帽子對外可以抵禦客軍，對內又可使剝削民眾的諸種手段，有所保障。”[74]
但南京政府並未進兵四川，反而在公布的四川省政府組織名單中，基本承認了資州會議的權力分配方案。這一名單出台以後，立即引起了輿論批評。《蜀道周刊》是其中一個重要平台，連續發布文章指出，這是對北洋政府治川政策的延續：“從前北京政府治川策略，‘以川亂川’。現在南京政府的治川策略，是否挑撥川亂？不能斷定。但這種不察事實的派[做]法，其結果又能去北京政府多遠呢？”[75]如果“革命政府”的行為與“反革命”並無兩樣，則又何貴乎革命？這不能不令向往革命的人士失望，甚至轉而積為怨氣：“這種辦法，在深居高拱於南京的黨國要人，也許認為煞費苦心，再冠冕沒有了，但是從咱們四川人（百姓）看來，就好的方麵解釋，可說是‘藥不對症’；若從壞的方麵解釋，不啻‘為虎作倀’”。[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