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既不愛“管外邊的閑事”，報刊事業又不夠發達，即使有意見也很難找到公開發表的園地，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蜀人對四川和國內局勢的意見，旅居外省的人士成為一個重要渠道。他們大都不滿意於四川狀況，又深受省外思潮的鼓**，對夔門內外的情形都有了解，革新誌願強烈，但又身不在其位，故一般隻能通過文字抒發己見。
在旅外川人中，青年學生占了很大比例。1930年，一位在上海的成都大學畢業生談到：“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覺了的青年，都覺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製，交通的阻厄，不能滿意的接受中外的新的文化和思潮，……還有許多人都認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裏得不著什麽，想要從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國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貨[道？]的中西文化。”[33]顯然，作者本人就是這群“高等自覺了的青年”之一，這段描述也代表了他們的共同心聲。事實上，讓孩子去外省求學也是不少家長的心願。據熊丸（1916—2000）回憶，當時“隻要家裏有點錢，或還算過得去的人家”，都會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或北京去讀書。[34]1930年，黃稚荃（1908—1993）自成都高等師範畢業，她父親黃沐衡（？—1944）因為看到四川“軍閥割據，無異土寇，在四川無前途”，遂勸她去日本留學。[35]
旅外川人中還有一部分是已經學成或有所專長的知識分子。胡先驌在1933年觀察到，四川很缺乏專業技術人才，但是，“以政局紊亂之故，少數確有專門學問之人才，類皆不願牛驥同皂，寧在外省服務”。[36]比如，任鴻雋（1886—1961）留美回國後，就與夫人陳衡哲（1890—1976）一起回到四川，欲圖發展實業，但終於發現，“四川這個擾亂的樣子”，“非四、五年之後是沒有什麽事可辦的”，遂不得不離開，前往北京。[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