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王宜昌在《國立成都大學旅滬同學會會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稱：“有一個‘異鄉’在現在底中國秘密地存在著。這個‘異鄉’，就是僻處西南底四川。”王宜昌在三十年代中期因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而得名，彼時卻還隻是一個旅滬的青年學生。他自己是四川人，卻為何會把四川稱作“異鄉”？他這樣說的目的是什麽？從王氏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是站在“外省”立場上做出這個結論的：“外省人士，不有認為四川是文化落後，野蠻混亂的麽？外省人士，不有認為四川是崎嶇阻險，神秘難知的麽？”王宜昌宣布，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人們的“誤解”與四川的“難知”，“使人們都明白四川是怎樣的不異的‘異鄉’，使人們明白四川底現狀與曆史發展，使人們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發展她們底將來。”[4]
事實上，本書前邊已經引用過二十世紀初署名“山河子弟”的四川留日學生所寫《說鵑聲》，其中號稱四川隱然“負有一獨立國的資格”（參看第二章）。他的意思當然不是真要提倡四川獨立建國，恰恰相反，他這樣說主要還是為了激發川人的救國熱情，換言之，也可以說是想“使人們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發展她們底將來”。不過，在這裏引起興趣的是，與國內其他地方比起來，四川到底是“異”還是“不異”，這兩人的看法顯然不同。在山河子弟的表述中，四川不但與眾不同，而且“異”得厲害；王宜昌的言說重點則更多地落在四川與國內其他地區相同的一麵——事實上，他的目標正是希望借此消除外省人對四川的“異鄉”認知。
在近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四川究竟是不是一個“異鄉”，不是本章所要討論的重點。如我們所見，山河子弟和王宜昌在不同時期，出於不同目的和論證策略，對此一問題做出了相反的回答。中國地廣民眾，若把不同地區的社會文化拿來做比較，答案自然是它們有同有異。但是，“有異”並不一定意味著即是一處“異鄉”。而王宜昌的觀察，卻的確可以從其時外省人對四川的印象中獲得不少支持。簡要而言，所謂“國中的異鄉”，意味著兩個方麵：首先，四川與外部多有隔絕，因此，基本上處在外省輿論關注的範圍之外；其次，全國主流輿論界對四川的有限認知也以負麵消息為主。對於那些足不出夔門的人們來說，這種忽視乃至批評當然不成為一個問題，但它在外省人中造成的諸多不良印象，卻常令那些旅外川人陷入尷尬甚至難堪境地。為此，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關注四川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問題。本章想要討論的就是，四川是怎樣成為一處國中“異鄉”的，旅外川人麵對這一認知，又如何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