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把近代四川學人的“蜀學論”放在一個稍長時段的地方社會文化史脈絡中考察，以突顯地方認同在學術文化層麵上的表現。但是，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學者對這一地域性學術的描述，又不僅僅是地方視野所能涵蓋的。王恩洋曾說：“四川是中華民國的一員，我們應將四川文化方麵所貢獻於全國者如何，其特殊之點在哪裏，加以研究，同時加以表彰。”[138]實際上，各類有關“蜀學”的論述看似都是在強調蜀學的“特殊之點”，但其背後都有一個全國性背景，其重點無一不著落在“四川文化方麵所貢獻於全國者如何”這個問題上。換言之，隻有在全國性的學術視野下，“蜀學”之特殊性才獲得了其意義。不過，也正因如此，“蜀學”亦顯得非常脆弱。由於四川地理條件的限製，其為學風氣常與國內主流有異，而論學者又每執主流風氣為準則，蜀中學問遂或有時無足稱道。關鍵在於，即使是川內學人，也不能忽視這一大背景，故他們雖時能自堅信心，亦常懷焦慮。惟一旦國內學術風氣轉移，四川學者也可能乘勢而起，後來居上，廖平在清季聲譽鵲起，便是一例。但這種影響也是多元的，新文化運動後，四川反以保留傳統取勝，則近乎“禮失求諸野”了。
另一個要解釋的問題是，盡管學者對蜀學的認知並不一致，但文學與《易》（以及與之關係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學術的長項，卻基本上是公認的。[139]近代四川《易》學似稍衰（但也未必，恐隻是“沉淪下寮”而已），而文學藝術仍發達。金毓黻抗戰時期入川，見到王纘緒（1886—1960）致張群（1889—1990）書，謂其“韻味極似東京，不知出何人手筆”，因而感慨：
今世非無美才，特伏處岩穴不肯出耳。吾華文章之士多出於蜀，亦以蜀士早見於史乘，如司馬相如、揚子雲其傑出者也。遺風不替，綿綿可接。今之文士，亦當以蜀為雄。豈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謝無量，以詩以書雄於時；如郭沫若，其學亦傑出；如張大千，以畫雄於一世。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詎非明證？[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