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對近代湖南人著名的“排外”形象，也還值得稍作界定。王爾敏觀察到：湘軍的成就，堅定了湖南人的“自信心與責任心，形成極端熱忱的救世觀念，為後日政治運動的動力源泉。”但他又提出：“因為自信心的增強，衛道的意識橫亙胸臆；遂構成極深度的守舊的頑固勢力，含有強烈的排外思想，而對所有的新事物新觀念，無不深閉固拒，態度堅決，甲於各省。”[61]自信心與責任心何以會及怎樣與趨新或保守發生邏輯聯係，卻未見說明。通常自信者既可守舊，也可趨新。張朋園就觀察道：“湖南的保守派，其成就感與使命感絕不亞於維新派。”[62]
有意思的是，多數時人和後來的研究者都一麵說因湖南人排外，故對西方事物所知甚少；同時又說湖南封閉，故當地士人對外事了解不足，所以排外特甚。這在邏輯上多少有些問題。曆史當然不是邏輯地發展，士人的行為也並非總是理性的。但一般讀書人的言行，總不能太出常軌。試想湖南人既然基本不知外事，何以要排外？而且排得那樣厲害？同時還值得考究的是，湖南人究竟排的什麽“外”？這個問題大概要以專文才能徹底解決，以下僅以與近代排外聯係最密切的教案和涉教事件為例略作分析。
呂實強綜合鹹豐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60—1874）十五年間“中國官紳反教有關大事”約五百餘條，湖南僅占六條，分別在鹹豐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4條）、同治十三年（1874）。[63]據陳銀崑的統計，1860—1874年間，全國共發生教案284起，而湖南僅有5起，居第13位；在1875—1884年間，全國共發生教案199起，而湖南僅有7起，與江蘇並列第11位；在1885—1899年間，全國共發生教案328起，而湖南有15起，與其餘四省並列第6位。總計從1860—1899年，中國共發生教案811起，而湖南僅有27起，居第11位。[64]可以看出，湖南教案的確呈增長趨勢，但總體說來，在全國尚不能算特別排外者。尤其是1860—1884年間湖南教案數量並不算多，實看不出湘軍興起導致湖南人排外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