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於康熙三年（1664）在湖廣省內分設布政使司，轄七府二州，同時移專治苗疆的偏沅巡撫駐長沙。到雍正二年（1724）始正式設立湖南省，領九府四州，成為全國十八行省之一。此前湖南不過是一個半邊疆區域，此後也還有一個適應的過程。[6]錢基博注意到：清代湖南的交通不便和土地貧瘠使其“民性多流於倔強”。[7]張朋園搜輯了湖南省誌和州縣誌關於湘人性格的記載近二十條，出現最頻繁的字是“悍”，次則為“勁”與“直”，再次則為“剛”。[8]湘人楊樹達也認為：“湘中前輩大抵以橫拙剛毅見長”。[9]楊所指的主要是士大夫，可知近代湖南民風與士風都以悍勁著稱，具有較強的鬥爭性，這與湖南士紳在戊戌變法前後的社會行為有直接的關聯。
近代湖南最具象征意義的事件則是鹹同時期因鎮壓太平軍起義而導致的湘軍興起。曾國藩和郭嵩燾都視湘軍之起為“湘運之起”。[10]可以說，以鹹同時期為轉折，湖南在全國的地位明顯可見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由此進而產生了士人心態和觀念的大變，戊戌時《湘報》撰稿人楊毓麟（篤生）後來說：“鹹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始。”[11]這樣一種由地方而全國的關懷和思慮，使許多湖南士人由區域學子而轉變成“天下之士”；其眼光和責任感之所及，都已不限於一隅了。
地處邊緣意味著受正統的約束相對較少，在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也就意味著思變求變的阻力沒有中心那麽大。近代湖南學術發展有其獨特性是一個多數人接受的共識，但對這一獨特性的評價則可見一個明顯的由自卑到自豪的過程。湘人原對湘學的邊緣性頗感遺憾。皮錫瑞追述說：“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隻一二人。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至元、明稍盛，清代則同治中興以前湖南士人長期在全國沒有什麽地位。[12]也是到雍正二年，湖南的科舉考試才正式與湖北分闈。在此以前“達於朝者寥寥焉”；改劃考區後，湖南中進士的人才開始增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