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戰的當時起，思想界和學術界對這次論戰意義的評價都相當高。但這次被時人和後之學者賦予相當曆史意義的思想論戰有一個特點，即表述方式超乎尋常的不嚴肅，許多文字均以詼諧甚至攻擊的口吻出之。最典型的概括即胡適所說“文雖近於遊戲，而意則甚莊”。梁啟超對此甚為不滿，他認為：“這回這論戰題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懇鄭重。否則令人看作遊戲文章，便會把原來精神失掉大半。”[5]為什麽許多當事人認為如此重要的思想問題卻以“遊戲”文字表述之？深入分析這一詭論現象隻能俟諸另文，但有一點可以考慮，即這次論戰雖觸及時人關注的重大問題，但其爆發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故許多人的表述呈現出相當的隨意性。
正如梁啟超所說，張君勱最初“不過在學校裏隨便講演，未曾把‘人生觀’和‘科學’給他一個定義。在君也不過拈起來就駁”。[6]雙方的思慮或者都較深遠，但一開始並未特別注重其所討論的具體概念。由於是針對特定對象的即席演說，而不是對全國學界發宣言，張君勱的演講內容並非精雕細刻，自相抵牾之處確不少見。他後來回憶時卻強調他其實有很高遠的大目標，即“一個人對於社會提出一種思想，是對於青年、對於學術有重大影響；換句話說，提出一種思想方向是有重大的責任”。他當初即希望這“可以使我們的思想界有一種大目標，大家可以向前進行；或者我們的思想史上，可以開一個新局麵”。[7]
這樣的大目標恐怕是後來逐漸“層累堆積”出來的，因為張第一次講話的內容實在不足以承擔這麽大的抱負（當然他後幾次文章越來越體現出關懷的深切）。[8]梁啟超也聲稱“這回論戰原是想替我們學界開一新紀元，令青年學子對於這問題得正確深造的了解”。[9]這是否是預定的目標同樣很值得懷疑，因為最初講話的張君勱並不知道丁文江要反駁。但張、梁均提及的“青年”卻的確是論戰者（特別是丁文江）針對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