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兩個最基本的口號科學與民主在“五四運動”之後各曾有過一場較大的爭論，即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玄學）之爭和北伐成功之後關於“人權”的論爭以及“九一八”之後的民主與獨裁之爭。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兩次爭論可以說是後“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且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趨新派陣營中進行（較少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脫除西方影響的章太炎等人便幾乎不曾關注這些爭論），其中包括不少新文化運動領銜人物，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時代轉變後對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檢討。[2]
科學與人生觀之爭過去一直受到學界關注，近年海峽兩岸的少壯學人對此相當重視，新論不少。[3]但除30年代的著述外，從思想界自身反省的角度進行觀察的似不多見。[4]同時，近幾十年為多數人常規使用的“科學主義”概念是否準確表述了“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科學”的真義，即其是否是一個有效的詮釋工具，也還有討論的餘地。
盡管有眾多研究在前，論戰本身的史實重建似仍不夠充分，有時一些看似細微的具體過程其實提示著這一論戰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意義。就目前我已接觸到的材料看，稍全麵的史實重建絕非一文的常規篇幅所能涵蓋，故對有些既存研究論述較少的麵相，如從清季起中國士人已在關注的科學與“文學”（其義略近於今日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大家都認為如此嚴肅重要的論戰為何以相當輕率隨意的方式表述（此最足揭示“五四”人心態中一些隱伏但相當關鍵的因素）、“五四”後“賽先生”實際落實到整理國故和史學（而非數理化和工業技術）之上，以及這次論戰是在怎樣的語境中進行和這一語境在多大程度上及怎樣影響了論戰本身等，均隻能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