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五四運動”一發生，很多人就感覺到其劃時代的意義。前引惲代英所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是幾年後的事，而黃日葵在1920年初就一則說“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再則說“自從‘五四’之後”；那時距學生運動不過幾個月，他卻明顯感覺到什麽都不一樣了，就連外國也“上自一黨的黨務，下至個人的事業”，都在這一年開始之時，“陡然呈活潑潑的現象”。[60]外國是否真有那些變化且不論（恐怕更多是黃氏自己心裏動，所以看著外界也陡然活潑），這樣的心態卻很能體現不少人心目中“五四”帶來的即時變化。
學生輩對當下的感覺似更敏銳，羅家倫對那幾年的“分期”就頗為細致，以為“歐戰以後，中國才發生‘批評的精神’；‘五四’以後，中國才發生‘革命的精神’”。而“要救中國，就靠在這兩種精神上”。[61]若中國的“革命精神”始自“五四”，則其言外之意，不過十多年前的辛亥鼎革，便算不上“革命”，或隻是一次沒有“精神”的革命。也許是民國二三年後國人對“嚐試共和”的失望太強烈[62]，致使青年讀書人在記憶中抹去了不久前的武力革命；更可能的是，一個兼具批評和革命精神的“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出現，已反襯出此前的革命即使存在也幾乎是有等於無。
老師輩關於“五四”的曆史對比，則多直指向辛亥革命前後。陶履恭就說，清末也有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成了彌漫全國的‘精神喚醒’，總要算是在‘新思潮’發生已後。他的誕生日，就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63]沈仲九則提出，清末“改革的事業都是由地方而中央”，那時北京學生的表現“是不及各省的”。“五四”就不一樣了，“北京的學界，居然為全國新思想的發源地。因為有新思想，於是遂有‘五四運動’的事實，這是北京學生進步的表現”。而且，清末學生“也有做革命事業的”，但“都是離了學生的地位”的“個人行動”；“五四”時的學生，則是“用學生的資格，大家聯合起來，去做關係國家社會的事業”。其意雖不在革命，倒更像是“學生造反”。[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