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的社會重心，正是處於社會結構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由於有此重心的存在，曆代由邊緣人打天下後便能轉換到“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麵。思想權勢的轉移作用於社會，就產生了廢科舉興學堂等教育改革。其社會學意義就是從根本上切斷了“士大夫”的社會來源，使士的存在成為一個曆史範疇。新教育製度培養出的隻有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現代知識人。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人社群的出現是中國近代社會區別於傳統社會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19世紀最後一二十年間，科舉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汪康年於光緒十五年（1889）應鄉試，以第三藝作騷體，不合科場程式，依舊例應不取；卻因在次題《日月星辰係焉》中，能“以吸力解‘係’字，羅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終因犯規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場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28]這雖然隻是一例，但民國新人物中有功名者實多，大抵為清季最後二十年間中式者，頗發人深省。同時，中國腹地的讀書人，已可能因買不到“新學”書籍而競爭不過口岸的士子。[29]其結果，在趨新大潮的衝擊下，科舉考試已可能憑機遇而不是作文的本事，考試的公平性和所選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這樣，清季最後十年的科舉考試產生出來的近代中國最後一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態上恐怕已與傳統的士大不一樣；反之，這一代士人與中國最早一代的知識人，其社會存在雖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態方麵，卻每有相近之處。從這個意義上看，清季民初之時，中國的社會時段和思想時段發展並不完全同步。一般人視為勢不兩立的新與舊，不論在社會史意義上還是在思想史意義上，或者是在兩者互動的意義上，都不是那麽截然兩分，毋寧說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