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之所以久亂而不治，西潮衝擊是一個主要原因。而其淵源，尚更在西潮東漸之前。龔自珍在道光年間，已指出中國本身思想文化重心由京師向山林的傾移。他在那時寫的《尊隱》中，便注意到“古先冊書，聖智心肝”及“人功菁英，百工魁傑”等，均已“不留京師”；於是那裏的有識之士既貧且賤，而“豪傑益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孔子早就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隻要天下有道，士人就應出仕。而龔生此文竟名為《尊隱》，儼然影射彼時已是天下無道，故士人流向山林，致國失重心。
這樣看來，中國之衰敗，不待西潮衝擊已經開始了。但近代更重要的思想權勢轉移，無疑是士人麵臨西潮的全方位**擊，被迫做出反應，從而引出一係列文化、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思想的大變化。就思想文化而言，中西之間的文化競爭是中外矛盾的關鍵。西方在文化競爭方麵是有備而來，中方則是在競爭過程中才逐步認識到時人所稱的“學戰”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改變了思想方式，可以說是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在失去文化立足點後，更因多層次的心態緊張步入激進化的軌道，造成思想界群龍無首、不知所趨的局麵。
由於中國士人在文化競爭中的失敗，西方對中國的文化滲透逐漸由中國知識人來起主要的作用。早在1891年，康有為已指出當時士人“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為西人”。[10]到1895年，嚴複就認定所有中國學問既不能致中國於富強，也不能救中國於危亡，故通通可說是“無用”，皆應暫時“束之高閣”。[11]而且，正是嚴複譯述的《天演論》，特別是他把進化論化約成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簡單公式，最後說服了許多中國士人。有此理論，強力就成了最好的說服手段。既然中國屢被戰敗，則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國人從以前不以成敗論英雄到承認敗即是劣，其價值觀念已基本轉到西方一邊。西方在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一點上已基本成功，西方文化優越的觀念在中國士人心目中已經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