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的“近代中國”，亂多於治，可以說沒有十年的安穩日子；與兩千年“傳統中國”的治多於亂、總有一千多年的安定適成鮮明對照。過去許多人愛說中國是睡獅，發展停滯，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獅初醒，似仍類虎落平陽，外遇強權，尚難自保；內則試圖“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場。對於一般老百姓，恐怕還不如發展停滯時那樣寧靜。20世紀前期更是中國變化最劇烈的時段，不僅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層出不窮，思想界其實也是新人輩出，又均未能形成持久的影響。
近代中國何以久亂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一個文化、社會、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注意到：“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重要的是，“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間主幹之位遂虛”。[1]約一年後，胡適也感歎說：“十年來的人物，隻有死者能保住盛名。”[2]他們兩位堪稱各自那一代人的翹楚，當時的文化立場頗不相同，卻在大約同時注意到同樣的現象。其所見雖是民初之事，揆諸後來的曆史，這個現象基本是持續的。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環之中。君不見太炎說此話之時，他本人及嚴複、康有為、梁啟超諸賢都還在壯年，卻不得不讓年少的胡適“暴得大名”。[3]的確，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真是一日千裏。從新變舊，有時不過是幾年甚至幾個月的事。曾開一代風氣的“新黨”代表梁啟超，就是在很短時期內就被其追隨者視為保守而摒棄，不得不反過來“跟著少年跑”。[4]
胡適就曾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但也遺憾地指出：“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5]以溫和著稱的胡適如此，激進者自不待言。而胡適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轍。他得名後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輕的新知識菁英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瑩責備胡適一輩說：“這些老少年們還沒有做完他們前驅的工作，還沒有把一班人帶上了新時代的坦途上，他們便撒手不管了。”[6]其想法和思路，與胡適當年責備梁啟超未盡帶路之責，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