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曾對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朋友說，近代一段，可以六字總結，即滿漢中西新舊。那是讀大學本科時產生的一種朦朧感覺，年輕時不知輕重，故敢出大言而不慚。彼時我的學術自定位是研究中美關係史，這是說別人的領域，多少有些外行看熱鬧的味道。後來不知不覺中，自己成了“一般近代（中國）史”[1]的研究者，中美關係史反倒成了類似胡適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興趣始終在，積累也不少，卻暫無餘力深入。[2]現在回看當年的信口開河，似不能說一點“史感”都沒有，但更多看到緊張、衝突、對峙的一麵，有些以偏概全。
大體上，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任何時代、萬物萬事都有其獨立的“主體性”，即有其自在的意義，而不必因他人他物（對應性或關聯性）的存在而有其意義。[3]然而，不論我們的目的是理解、再現還是詮釋，曆史上的具體現象和人、事，又大多不是一個自足的係統，很難獨立地表述自己，也就不太可能被“單獨”認識。要知道，“事不孤起，必有其鄰”[4]；曆史上的各個“事項”雖是獨特的，卻又並非孤立的，而是相關聯的。
如果將其置於一個關聯互動的架構之中，視之為與前後左右諸多人事、現象既相關又相異也相互影響的一個具象，特定的個體就成為一個更大架構的一部分，而所謂專門史也就有通史（universal history）的意義了。事物的相互關聯性，多少反映著共通的一麵。不過我們不必努力在每一“個別”之中去尋找“共通”（且也不一定都能找到），而更多當如阿多諾（Theodor W.Adorno）所說，“在它和別的事物的內在聯係中去領會其獨特個性”。[5]
這或許就是“一般近代史”的取向。我的理解，所謂一般，並非時時處處以近代時段的中國整體為關注和思考的對象；具體研究中側重的，仍然是特定的人與事，不過更多從此人此事與他人他事的關聯中去看待，既保持整體的意識，又從關聯中領會特性。用過去的話說，就是知人方可論世，論世而後知人；觀變可以知常，知常乃能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