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文所論看，《新教育》的專輯似有預先的安排，至少在京之人很可能事先有過討論。整體言，他們都在肯定學生運動重要性和貢獻的同時，試圖對學生有所規勸。且平時越接近學生的，說話越直白。蔡元培明言運動的損失大於功效，胡適、蔣夢麟則說出頻繁罷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像朱希祖這樣與學生相對疏離的老師，在勸導時就要盡量多表彰，即使帶批評性的建議，表述得也非常委婉。而在學界之外的穆湘玥，說話就更顯溫和。專輯中還有老輩黃炎培的文章，主要說了些“成不自滿、敗不灰心”的鼓勵話。他也提到“根本救國，必在科學”，需要“有人肯用冷靜的頭腦切切實實在科學上做工夫”；卻仍不忘說“勞工神聖”，要學生從知識和待遇上救助“可憐的工人”。[37]隻有陶履恭一人例外，仍以鼓勵學生外向為主，而以不荒廢學業為點綴，或借此表示不與其他人異。
“勞工神聖”是當時學界的流行語，但像黃炎培這樣理解為“可憐的”救助對象，實在有些別出心裁，既提示出老輩讀書人想要“預流”的從眾心態，也表現出他們與時流的距離。而黃氏所說，卻是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所能接受的學生社會服務的上限——他們隻希望學生繼續平民夜校一類的教學活動，其他活動都要放棄，以回歸校園。從那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蔡元培頻繁而持續地表述著這一主張。[38]不過，那時的世風似乎並不在這些老師一邊。專輯的所有立言者都反對繼續罷課，但他們都首先認可學生運動的正當性，然後眾口一詞地從“不經濟”的功利角度立論。就連說話最直白的胡適和蔣夢麟也強調：
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幹涉糾正，於是這種幹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裏一種不可免的現象……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麵，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幹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