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在“五四”一周年時推出了“一年來學潮之回顧與希望”的專輯，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寫，大概有些定調的意思在。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學生運動的各種成績，接著筆鋒一轉，說：
學生界的運動雖然得了這樣的效果，他們的損失卻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麽？況且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工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就是不罷課的時候，除了若幹真好學的學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從罷課的問題提出以後，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25]
不僅如此，蔡元培進而指出，“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小”。他的結論是：從上述“功效和損失比較起來，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因為“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隻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現在“他們的責任，已經盡了”。而“一般社會也都知道政治問題的重要”，必要時自會因應，“不必要學生獨擔其任”。故學生當時“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他希望學生以“五四”周年紀念日為契機，把以前的成效和損失視為過去，現在則“打定主義，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煉身體；如有餘暇，可以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預備將來解決中國的——現在不能解決的——大問題”。
先是蔡元培在“五四”當年結束辭職回校以前，曾先發表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文，指出學生“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複加矣”；他雖讚同學生繼續從事平民講演和夜班教授等指導平民的社會服務工作，但也隻能到此為止。學生首當“注意自己之知識，若誌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蔡元培並溫婉表示，既然學生在給他的電報中表示要“力學報國”，他與學生可以說已就此達成共識。[26]這個認知顯然有些過於樂觀。此後近一年的事實表明，至少相當一部分學生並未接受這樣的共識。故蔡元培在“五四”周年的文章中，口氣已比此前直白和嚴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