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代英在1924年就注意到，那時青年人做文章很喜歡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這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他特別指出，這表明了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6]幾年後，高一涵在論及“越是老年人，越是樂觀；越是青年人，越是悲觀”這一當時的反常現象時，提醒年輕人說，“隻受得住恭維，不能算是好青年；要受得住磨折，才能算是好青年”。曆來的“偉大”多是“咒罵起來的”，而非“崇拜起來的”。[7]
兩人都共同使用了“崇拜”一詞，很能代表當時青年的心態。但青年為什麽會崇拜“五四”以及他們何以成了崇拜的對象，與“五四”給他們帶來了什麽直接相關。從這個方麵，也可看到當時人承繼了什麽樣的“五四”遺產。又幾年後的一篇文章說，不少“學生從內地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縫西裝。以後就是體育、戀愛和文學。換言之，就是享受‘五四’時代爭鬥得來的賜予”。[8]這裏所說的“學生”，當然隻能是相對富裕者。而且這也隻是“五四”遺產的一個麵相，與高一涵所說的青年之“悲觀”，恐怕是一個錢幣的兩麵。
無論如何，那是一個與今天大不一樣的時代，舊的權威和信仰都受到強烈衝擊，正瀕臨瓦解；年輕人的地位和機會，是今日難以想象的。這也不完全歸因於“五四”，從晚清以來，尊西、趨新、重少已成為流行的社會和政治風氣。當時很年輕就能成名，北大教授之中，二三十歲者並非少數。那真是一個對年輕人太好的年代。但推崇往往與責任並存，彼時青年的煩惱，似又遠過於其他年齡層次的人（詳另文）。我想，要真正認識“五四”，理解“五四”，一定要先回到那個太不一樣的年代之中。
在“五四”的同時代人眼中，“五四”究竟改變了什麽？敏銳的觀察者，在“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就感覺到那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一般人說到“五四”的老師輩，通常都聯想到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其實蔣夢麟也是那一輩的當事人之一。由於因緣際會，他半偶然地在“五四”後代理了一段時間的北大校長。蔣氏敏銳地意識到時代的變化，從當年9月底到11月初，有意進行了相對廣泛的即時“調研”。[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