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五四運動”向有廣狹兩義：從字麵義言，是特指1919年那次以學生為主的運動；然而通常說到“五四”，大約都會往前後各推移幾年，是所謂“廣義的五四運動”（也有人名為“新文化運動”）。兩種“五四”的並用已經約定俗成，且今人已在思考怎樣繼承“五四遺產”，其實不論廣義還是狹義的“五四”，都未到蓋棺論定的程度。
據說老子曾對孔子說：“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這是《莊子·天運》中所言，義甚悠遠。如果“履之所出”乃履跡而非履，而昔人之陳跡未必是其“所以跡”，則西方文論所謂文本一經產生，即具有了脫離母體（即作者）的獨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章學誠就曾說，文本一經寫定，解讀就變化多端；所謂“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2]
在某種程度上，曆史敘述中的“五四”，就像一個含義豐富的文本，早已被曆來的眾多解讀者“千百其意”了。然而文本不論多獨立，仍有其產生的母體。從時間視角看，其實也可以說，文本一產生，就已經是過去式，也就成為曆史了；而與其相關的語境，自然同樣是曆史的。不論是就文本解讀文本，還是將文本置於其產生的語境中解讀，恐怕都不能不考慮曆時性的因素。熟讀老莊的魯迅主張：“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隻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3]
照魯迅的意思，不顧文本作者及其時代而就文本論文本的“說夢”取向，是可以存在的；但聽者（即文本詮釋的接受者）應當區分並明了“說夢”與“說事”兩種取向的不同。這樣，若取上述文學批評理論解讀“五四”，最好能指明其所解讀出的，乃是作為“獨立文本”的“五四”之意涵，而非與“作者”關聯的那個“五四”；或將兩者進行區分，讓“聽者心裏明白”他們所聽的是“說夢”還是“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