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分裂和停辦，也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魯迅後來說，“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1922年間的北京，“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隨後嶄露頭角的是《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但“都不是怎麽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102]新文化運動本發源於文學革命，使“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103]，曾是《新青年》多數同人的願望。“文藝創作”的淡出，與《新青年》的分裂有著直接的關聯。
不過，《新青年》的當事人雖然實際分裂，其“精神團結”確實仍在維持，即使在已經成為中共刊物之後亦然。老朋友間的感情也並未改變，這次新出的信中還有好幾封此後陳獨秀給胡適的信，充分體現了兩人思想雖漸不一致，友情仍繼續維持。同時，這些信件表明，胡適、沈雁冰和汪原放等人的回憶文字，已大致梳理出事情的脈絡，卻未被看重，研究者也不怎麽引以為據，很可以引起我們的反思。
胡適曾強調，影響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民初的文學革命思想，就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曆史事實的形成，“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其解釋自不能太單一。“治曆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裏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不必總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的曆史事實”。[104]同理，《新青年》的轉向和同人的分裂，也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
我們久已習慣於把一種有代表性的傾向視為“整體”，其實不然。尤其很多時候並存著不止一個代表性傾向，各傾向間可能還存在著緊張和衝突。這些傾向彼此相互關聯，都是整體的組成部分，卻不必就是整體本身。任何代表性傾向自然與當時當地的人心所向密切關聯，體現出當事人關懷的重心和變化，必須予以足夠的關注；但在充分關注代表性傾向的同時，讀史者也不能讓傾向之外的各種內容溜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