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陳炯明請陳獨秀到粵主持廣東全省教育。陳獨秀在月初致函李大釗、胡適等九人，說自己將赴廣州，“此間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三人”。該信仍是胡適在處理，他在信上批注：“請閱後在自己名字上打一個圈子，並請轉寄給沒有圈子的人。”[84]由於這是“公信”，說得較為“客觀”，沒什麽解釋。
陳獨秀於12月16日動身前夕，又致信胡適、高一涵，進一步申說其意。他表示，近來“《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85]他在12月20日到廣州的次日，再寫信給二人，述說了前引希望杜威能派一人來實驗其新教育等事。顯然，陳獨秀當時並不覺得他對編輯部的處置有什麽不妥，對北京同人的感覺也不錯。
但北京同人顯然對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事務交與他人，並讓編輯部新增數人的做法非常不滿。[86]這在很大程度上或許即歸因於所謂“新青年社”並未正式“由編輯部同人自行組織”，則每個人都可認為自己是“社員”，同時也覺得對“編輯部”的擴充有發言權。最先表態的是陶履恭，由於當時官方已“不準郵寄”《新青年》，陶氏主張不妨“就此停版”，並建議“日內開會討論一番，再定如何進行”。[87]這與大家此前對陳獨秀辦刊的放任態度，已經很不相同了。
北京同人的不快，係統表述在稍後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對陳獨秀所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胡適表示已經難以抹淡，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是“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二是恢複“不談政治”的戒約，從9卷1號起把《新青年》編輯事務移歸北京同人處理，並發表一個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術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三即陶履恭所建議的“暫時停辦。但此法與‘新青年社’的營業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胡適表示，他以外至少有六人讚同第一二兩法。不過，胡適在信中使用了“上海同人”的說法，信末並雲“此信我另抄一分，寄給上海編輯部”，似已實際接受陳獨秀的擴軍。[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