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935年對湯爾和說，由於文科學長的解職，“獨秀因此離去北大”，引起一係列嚴重的後果。因為
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3月26日]之會，雖然有尹默、夷初在後麵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湯]，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曆史所能論定。[56]
對此湯爾和當然不能同意，他反駁說，陳獨秀本為“不羈之才，豈能安於教授生活”？即使沒有這次的改聘，最後還是會脫離北大。1935年時的陳獨秀當然已脫離教育界，但這說法恐怕有些後見之明的意味。陳本是從實際政治中回歸文化、教育事業的，在他1920年春的言行裏，還真看不出多少又要走向實際政治的意向。然而湯爾和挖苦胡適的話卻不無道理，他說：會議不久即有“五四”學生運動，此後“接二連三之極大刺激，兄等自由主義之立場能否不生動搖，亦屬疑問”。[57]
這話實有所指。北伐前胡適曾提倡“好人政府”，那時就幾乎投入實際政治，這是湯爾和親眼所見；後胡適也曾參加北洋的善後會議，北伐後又站出來公開批評新當權的國民黨，幾乎被國民黨“法辦”。那時湯爾和即曾說，他原以為胡適已經“論入老朽，非複當年”，現在才知道其實鋒芒未減。[58]湯氏言外之意，胡適自己也常常“忍不住”要參政議政，遑論陳獨秀這樣的“不羈之才”。其實“自由主義”從未標榜不涉及實際政治，隻是對政治有一些特定的看法。湯爾和或不過是沿用胡適的表述而照本宣科，但至少可知當年對自由主義的認知是相當寬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