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都知道《新青年》在“五四”時的主流地位，但其重要性的凸顯，還直接得益於1919年的學生運動。魯迅在1918年曾兩次致函許壽裳，一則說“《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再則說《新青年》“銷路聞大不佳”，頗歎“今之青年，皆比我輩更為頑固”。[4]陳獨秀自己在1919年年初也承認，《新青年》發行已三年，尚不十分得意。他說：本刊三年來“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卻大驚小怪，八麵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他因此“對於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5]
可知學生運動之前，《新青年》雖已較有影響，但刊物的發行並不很理想，社會對其負麵觀感仍較強。即使在青年學生之中，影響也不如我們後來認知的那樣正麵，很多人不讚同該刊的言論，甚至參與到“八麵非難”之中。且陳獨秀所說的“八麵非難”，或並非泛指，而是隨後就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場“新舊之爭”。[6]緊接著就是“五四”學生運動，一切隨之大變。《新青年》借此兩次東風（後者尤其強勁），大受歡迎。不過，“五四”後不久，陳獨秀即因發傳單而被捕，後來更南下上海避難，參與組織中國共產黨。《新青年》的風格和內容，在此期間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轉變，最後正式成為中共的刊物，卻又未能辦多久。
學界對於《新青年》後期的轉向，一直有些爭議。除一些人事因素外，主要是《新青年》何時正式成為中共的刊物。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不少人認為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號已是中共的宣傳刊物，其理由除內容多介紹蘇俄外，還因刊物的封麵也有改變：正中為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半球分別伸出兩手相握，暗示中國與十月革命後蘇俄的接近。[7]想象力更豐富的，甚至認為是暗示了全球無產階級的團結。前些年有人曾寫了很有力的反駁文章，舉出很多事例，表明8卷1號並非中共刊物。文章的論證大體可立，所說基本正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