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五四”，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麵，大家都以1919年的學生運動作為一個整體的象征，每逢“周年”就發表紀念的言論；另一方麵，很多人心目中的“五四運動”，還會往前後各推移幾年，是所謂“廣義的五四運動”（也有人徑名為“新文化運動”）。實則兩種“五四”，不僅運動時間長短不同，就連其象征性的口號也各異。[1]不過，兩種“五四”的並用已經約定俗成，從研究者到媒體，大家都共同使用這兩個含義其實各異的概念，而不覺其間的衝突。這反襯出一個我們可能注意不多卻實際存在的事實，即“五四”的形象原本就不那麽“一元化”。
隨著對“五四”的研究日益增加，今人對所謂“五四研究”本身，也新見日多。然而“五四”的形象，似更加撲朔迷離。經過了長時期各種取向的解讀，在一些麵相愈來愈清晰的同時，也不排除被詮釋者增添了不少“作霧自迷”[2]的成分。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樣繼承“五四遺產”甚或是否應當跳出“五四的光環”，然而不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五四”，不僅未到蓋棺論定的程度，甚至連一些基本史事都還沒搞清楚，仍處於一個言人人殊的狀態。
“五四”的內容和意涵本來相當豐富，有些史料相當充足的麵相，研究者對其長期視而不見，實處於一種存而不論的狀態；還有一些麵相，卻是因為史料不足征，不得不借助想象和推論，也因此而多有爭議。不論我們對其已知多少，“五四”已是活在我們血脈中的曆史；但作為曆史的“五四”，卻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了解。要厘清基本史事，隻能讓“五四”回歸曆史，而不是去辯論它的意義和性質。從這個角度言，了解“五四”，也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
本文要討論的是，“五四”時最重要的一份刊物《新青年》，在後期出現了明顯的轉向。這一轉向與其創始人陳獨秀關聯密切，然而過去由於史料不足征，使之成為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最近相關的一些書信終於出現（特別重要的是當時陳獨秀給胡適的幾封信）。這些關鍵性的史料，對了解那一事件有直接的幫助。謹結合當時史事，鉤稽相關史料，重新探討陳獨秀與《新青年》轉向的因緣脈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