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林紓與蔡元培的筆戰，是民國初年新舊之爭的一次象征性事件。一般均認為此事是以蔡勝林敗為結局的，當然也就是新戰勝了舊。這個看法，最多隻有一半對。從思想觀念的視角看，恐怕應該說是林勝了蔡。這並不是要標新立異，隻要細看蔡元培對林紓的駁論，便可見蔡無非是一一力駁北大並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錯誤”，卻甚少指出林氏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詳後）。實際上蔡在駁林時，處處皆本林紓所提的觀點。此雖是論戰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爭論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對方的觀點，而無自己的立論，等於承認對方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如此，則即使勝了戰鬥，也是輸了戰爭。
的確，林蔡之爭不僅凸顯了民初傳統的中斷與延續並存、新舊雜處而相互糾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置錯綜、角色倒置的現象，而且提示了民初的社會發展與思想演變的互動關係。我們的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幾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過去對林蔡之爭勝負的認知，顯然已說明僅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倒是從社會史意義上看，蔡勝了林才確實代表新勝了舊。但恰恰在社會史意義上，蔡要勝林，其實根本不必論戰。因為蔡元培的“社會資格”，無論新舊，都非林紓所能比擬。可以說勝負在論爭之前就已“確定”了。本文試從思想史的社會層麵著手，換個視角考察和詮釋林蔡之爭，以期能在社會的大框架裏為這一思想論爭定位，最終希望可以從一個小的側麵增進我們對近代中國的了解。[1]
林紓之所以在社會學意義上被戰敗，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個人身份有些尷尬。林是前清舉人，以功名論，不過小儒一個。後之成名主要靠兩端：一是古文作得好，被許多人認為是清季桐城文派的一個殿軍；一是大譯西人小說，流布甚廣。但在新舊不兩立的民國初年，這兩端本身已非十分和諧。林氏的認同危機，也正隱伏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