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在立說者這一麵，正如胡適後來總結的，就是要把“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5]用餘師英時的話說，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層文化同等的地位上來”。[6]而在接收者一麵，小說的地位升高，看小說的“大眾”（大眾中的多數人，那時恐怕不看小說）的地位當然也跟著升高。文學革命無疑給看新小說的邊緣讀書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當他們從茫然走向自覺時，也必定要想發揮更大更主動的作用。而立說接受雙方的共同點，是表達或適應了近代以來邊緣向中心挑戰的大趨勢。
餘英時師已注意到，文學革命以至新文化運動的迅速成功，與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個安徽老白話作家的配合是分不開的。蓋“胡適對中西學術思想的大關鍵處，所見較陳獨秀為親切”；而陳則“觀察力敏銳，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國現代化的重點所在”，故能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兩人在態度的激進與穩重上，也頗能互補。胡適原本預想白話文運動“總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才能成功，所以態度平和，在發表其主張時，不說文學革命而說是什麽“文學改良芻議”；而陳獨秀則有“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氣概。胡適自己也說：若沒有陳氏這種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7]兩人的協作，真是文學革命的天作之合。
從思想史的社會視角去考察立說者與接收者的關係，胡陳合作的意義尚不止此，更意味著留美學生與國內思想言說（discourse）的銜接。民初的中國，不僅存在知識菁英與一般平民疏離的現象，還有自晚清以來西洋留學生與國內思想言說的疏離。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嚐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種種弊端，“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堅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從這一點看，過去的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