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士人講開通民智，以白話文來教育大眾，早已不斷有人在提倡，陳獨秀和胡適都曾身與清末的白話文活動。但是，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也有很大的區別。胡適說，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隻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15]
以前的人提倡白話，是為引車賣漿者流說法，是要去“啟”別人的“蒙”。啟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話。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16]今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是為士大夫自身說法，是要“啟蒙”者先啟自己的“蒙”，這就與以前有根本的區別了。可以作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部分留學生，當然不會讚成，後者尤其反對得非常厲害。正因為如此，胡適的白話文主張在美國留學生圈內才幾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後來文學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反對者，即是留學生唱主角的《學衡》派。
餘師英時以為，胡適答案中關於“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後，至少在理智的層麵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17]餘先生這裏強調的“理智的層麵”是一個關鍵。在意識層麵，胡適的確想要借“國語的文學”這一建設性的革命達到整合“他們”與“我們”而融鑄中國之“全國人民”的目的；但其潛意識仍不脫“我們”的士大夫意識，他要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決定了他最多不過做到變輕視“他們”為重視“他們”（沒有做到當然不等於不想做到）。
實際上，胡適不過是依其認知中的“一般人”的標準（實即他自定的標準）來做出判斷，他那以白話文學為活文學的主張，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並未得到真正老百姓的認可。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詳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