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學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謂不多，但以當事人胡適晚年的看法，文學革命“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周作人則更早就指出：對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世上許多褒貶都不免有點誤解”。[1]他們所說的誤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對文學革命的成功一麵，似乎都有偏高的評估。[2]
胡適早年曾說：文學革命“之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貢獻，隻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睬《水滸傳》，可以不睬《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3]這更多是從立說者一麵看問題。在接收者的一麵，立說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們也不見得就要理睬。為什麽胡適、陳獨秀一提倡，舉國就能和之？
陳獨秀在當時的解釋是：“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4]這一說法是否正確且不論，但至少提示了一個從接收者一麵考察以認識文學革命的重要路徑。
《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這個曆史事實，提示著世風的明顯轉移。而世風的轉移，又與清季廢除科舉以後的社會變化，特別是讀書人上升性社會變動的大調整有關。這一社會變動與思想發展的互動關係，是理解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途徑。反之，對文學革命這一層麵的了解，也能增進我們對近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思想發展互動關係的認識。全麵考察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非一篇短文所能為，在此僅試從思想史的社會視角入手，對當時的立說者和接收者進行簡單考察分析，希望能對這一運動有深入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