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南京獄中時，曾為鄉後輩汪原放寫過一張條屏，上麵說：“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85]不論這是抄自他人還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陳氏對中國社會，一向責任心重而暢所欲言，貢獻不可謂不大；但社會對他的回報，則聲譽雖隆而“成功”實少。他在獄中書此，恐怕對所謂“社會迫害”，深有隱痛。
陳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實也是充滿猶疑的。1922年他為科學圖書社題詞，回憶從二十多歲的少年時代起，就“為革新感情所趨使”而辦《安徽俗話報》；奮鬥了二十年，除“做了幾本《新青年》，此外都無所成就”。[86]那時他已投身實際政治，而自己可視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貢獻。但後來在獄中寫自傳時，卻說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並自認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敗”的。[87]這“失敗”的感覺，應與牢獄生涯無關。出獄後他仍說：“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汙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88]
或許是“英雄不誇當年勇”，晚年陳獨秀已幾乎不提《新青年》時代的光輝。當記者向他求證，是否如傳聞所說“今後要專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時，他連忙否認。他承認自己的“個性不大適宜於做官，但是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尤其“現在的抗日運動，就是政治運動”，那是不能不參加的。[89]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複談政治時所說，關係到“國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時，人人都不能“裝聾推啞”。但這樣一種非實際的政治，也隱約揭示出參與者自定位的尷尬。
在抗戰的艱苦時期，陳獨秀以自己不夠成功的經曆鼓舞國人說：“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隻有自己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最後失敗。”[90]永不向失敗屈服，的確是典型的陳獨秀精神。他那時特別強調，“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隻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當做黑暗，不把黑暗對付黑暗”；在那“黑暗營壘中，遲早都會放出一線曙光，終於照耀大地”。[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