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青年雜誌》創刊的第一期上，陳獨秀就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66]在民初的中國，或許因為“國體”問題帶來的困擾，任何與“國家”對應的範疇都容易引人矚目，而“社會”以及相關的“主義”尤其受到思想界的普遍關注（當年很多中國人常顧名思義，視社會主義為與社會相關的主義）。那時不僅趨新者和激進者有此思慮，就是接近政府的“安福係”和偏於守舊的孔教論者，也都在思考和探討各種類別的社會主義。如果說社會“主義”還偏於思想一麵，不少人進而向更實在的社會“改造”發展。[67]
陳獨秀在1919年提出，“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若“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68]若比較他三年前所說的“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即可見其觀念的明顯轉變。從思想倫理到社會，雖然仍延續著輕“國家”而重“國民”的取向，但已漸從個體的“自覺”向群體的“自治”傾斜。以前他的思路是倫理思想決定政治，現在他提出社會經濟是政治的基礎，討論的雖皆是非政治的麵相，卻都意在政治，且呈現出逐漸向實際政治靠攏的趨勢。
當初無意“批評時政”時，陳獨秀曾說，“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69]其隱含的意思，國人若有了根本覺悟，便可以批評政府了。還在1917年，有讀者指出《新青年》表現出了從重學說向重時事轉移的趨勢，陳獨秀一麵重申不批評時政的“主旨”，卻又表示，遇到“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70]到1918年夏天，他雖仍堅持“國家現象，往往隨學說為轉移”；但終於正式談起政治來。陳氏以為，行政問題可以不談，至於那些關係到“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則人人應談，不能“裝聾推啞”。這時他轉而強調，國人“徹底的覺悟”，必須落實到對政治根本問題“急謀改革”，才能避免國亡種滅的局麵。[71]